导语
《秦见》首期，由秦潞山教授对话前维多利亚州州长 John Brumby AO （约翰·布伦比）。从中学教师到第45任州长，从澳中工商业委员会（ACBC）全国主席到乐卓博大学（La Trobe University）校监，他在政府、商界、教育和公共事务之间走过了四十年。
他曾亲历澳大利亚经济开放的时代，见证中国成为维州重要贸易伙伴的过程，也在与中国企业长期打交道的过程中，积累了大量关于投资、监管和本土经营的观察。
本期，他们想回答中国企业关心的现实问题：为什么同样进入澳洲，有的企业能够扎下根来，有的却因为看似微不足道的失误而遭遇挫折？中国企业究竟如何从一个外来投资者，成为澳大利亚商业与社会生态中真正的一部分？
01
从一场澳式足球说起
2010年，一次中澳高层交流活动在墨尔本举行。时任维州州长John Brumby以一种颇具澳洲特色的方式，向远道而来的客人介绍维州——邀请他们观看一场澳式足球比赛。
在维州，澳式足球不只是一项运动。“这里大部分的文化和历史，都是依托体育发展起来的。”John说道。用一场球赛介绍维州的文化，再合适不过。
而那天担任现场口译的，正是《秦见》主持人秦潞山教授。
多年以后，让John依然记忆犹新的，却不是球赛本身，而是当时的一场深入交流。
在正式活动之外，中方代表专门留出了时间，与John及多位维州内阁成员座谈，认真听取他们对中国发展方向的看法。
“很少有身居高位的外国领导人，愿意专门留出这么多时间，耐心听取一位地方官员的想法。”
那次谈话，他们聊到了城市环境治理，也聊到了电动汽车。John当时提出，中国完全可以在全球能源转型中发挥引领作用。
“后来的发展，也印证了这一点。”
而这并不是他第一次对中国作出这样的判断。
02
“John，你肯定错了”
时间再往前拨。
本世纪初，他第一次以公职身份访华归来，在汇丰银行的一场晚宴上发表演讲，并 在台上作出预判：最迟到2005年，中国就会成为维州最大的贸易伙伴。
台下的反应并不热烈。演讲一结束，不少人走上前来，直言他的预测缺乏数据支持。有人甚至对他说：“John，你肯定错了。”
要知道，那时维州在中国只有一间设在香港的兼职办事处，别无其他。
但 John 并没有改变自己的判断。在他看来，中国正在经历深刻的经济转型，庞大的市场规模、快速发展的制造业，以及日益增长的国际贸易需求，都意味着澳大利亚将迎来前所未有的合作机遇。
多年后，回顾中澳经贸关系的发展，他依然深信两国经济之间的高度互补性。这种信念也影响了他此后在维州政府、澳中工商业委员会及教育领域推动对华合作的实践。
他的信念从何而来？答案就在那一次“迟到” 的访华。
03
当年从没去过中国的他，
后来让每位部长都去中国
上世纪90年代，John Brumby 初入维多利亚州议会时，还从未访问过中国。“那时澳洲政界人士出访，基本就是伦敦、美国、日本，偶尔去一趟巴黎。”
转折发生在1999年。一位同事随代表团首次访华，回来便问他：“John，你去过中国吗？”得知没有，对方说了一句：“你一定要去。”
此后，他出任财政厅长后的第一次出访，去了中国；出任州长后的第一次出访，还是中国。执政期间，他更要求内阁每一位部长都必须实地考察中国。
2018年，John Brumby在上海出席澳中商会颁奖晚宴。
图片：DFAT／Chris Crerar
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彻底改变了他的认识。
此前，他对中国的印象仍带有发展中国家的传统色彩。但真正走进中国，看到的却是现代化的工业园区、快速成长的企业，以及正在集聚的先进技术与产业能力。他意识到，自己之前对中国的发展速度与经济潜力，存在很大的认知落差。
正是这些亲眼所见，让他敢于在台上说出那句被当众质疑的预言。后来的事实证明，他是对的。此后，维州在上海陆续增设办事处，历任州长不断拓展布局，制造业、旅游业、教育领域，方方面面都实现了互利共赢。
“两国人民之间发自内心的真挚情谊，是这段关系里不可或缺的部分。”
04
最贵的学费，
往往交在小事上
回到那场球赛。
澳式足球有自己独特的规则、场地、节奏和阵型。秦教授在访谈中打了个比方：一支球队即便资金雄厚、球星云集，如果不懂规则，也未必能赢。中国企业进入澳洲，也是如此。
John举了一个国际投资者的例子，多年前，一位乳业投资商在维州吉普斯兰经营农场，一心想做出成绩。结果，只因为水箱和库房的选址出了点小纰漏，引发当地居民不满，企业口碑从而受损。
“一家企业长年累月积攒的品牌形象，可能因为一次失误、一桩负面事件、一篇媒体报道，就遭到重创。”
很多企业来澳洲之前，都把这里看作一个成熟稳定、监管完善的市场。真正落地之后才发现，法律法规、政府审批、行业标准，还有社区关系、舆论导向和社会信任，每一项都绕不开。那位乳业投资商的经历，恰恰说明：合法经营还不够，企业还需要赢得当地社区的认可与信任。这也是 John 在采访中特别提到的 Social License to Operate——社会经营执照。
“坦白讲，澳洲并不好做生意。越是发达、人均收入越高的经济体，监管和合规要求就越多。”
一个常见的误区，是以为拿到联邦政府的“绿灯”就能一路畅通。实际上，大额外国投资往往需要经过联邦层面的外资审查，而大量具体监管要求则落在州和地方政府层面，规划审批、建筑施工、各类细则层层交叉。
对中资企业而言，外界的审视可能更加严格。John 坦言：“外界对中资企业的评判标准本就更高，客观与否暂且不论，所以必须保持谨慎。”
基于多年观察，他给出了四条忠告：
第一，避开高风险领域：电信、部分国防与科研相关领域，各国管控日益收紧。
第二，立足长期深耕：当地最反感“赚一笔就走”。
第三，保持低调姿态：做靠谱的企业公民，而不是声势最大的那一个。
第四，主动融入社区：回馈社区、参与公益，不张扬，也不缺席。
拿不准的时候，就找熟悉澳洲体系的专业人士，以及澳中工商业委员会、澳大利亚贸易投资委员会等机构，一步一步来。
在这里推进项目，周期往往比在中国更长。耐心，本身就是一种竞争力。
05
从外来者到自己人：
比亚迪的澳洲启示
一个外国品牌，要花多少年，才能从“外来者”变成“自己人”？John 给出的时间尺度是：十年、十五年，甚至二十年。
他特别提到了日本汽车企业的经历。今天，丰田、马自达等日本汽车品牌早已深深融入澳大利亚市场。但 John 回忆，最初进入澳洲时，日本汽车也曾被一些消费者视为廉价的外国商品。
这种认知并不是一夜之间改变的。产品品质、售后服务，以及几十年的市场经营，共同塑造了消费者对这些品牌的信任。
而今天，中国汽车品牌正在澳大利亚打开广阔的市场空间。John 在采访中特别提到了比亚迪（BYD）与长城汽车（GWM）。
他还回忆，大约在2016年或2017年，自己曾前往上海考察比亚迪，尤其关注它的重型商用车，包括垃圾清运车辆。彼时，他正担任墨尔本市政服务企业 Citywide 董事会主席，对相关技术的应用前景有着切身兴趣。回到澳大利亚后，他便开始向身边的人推荐这家中国企业。
从2010年谈论电动汽车，到数年后亲赴上海考察比亚迪，再到今天中国车企在澳洲打开市场，John 对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关注，跨越了十余年。
但 John 提醒，真正赢得一个市场，不能只靠产品本身。售后服务、可靠品质、长期承诺，以及应对各种经营挑战的韧性，同样不可或缺。
这也是他特别希望中国企业理解的一点：成为澳大利亚商业生态的一部分，不只是把产品卖到澳洲，而是让当地消费者、合作伙伴与社区逐渐建立起对企业的信任。
06
四十年前的一句玩笑，
成了真
说了这么多判断，再回头看看下判断的这个人。
John 出生于一个经商家庭，父亲后来转而务农。年轻的他在墨尔本大学学习商科，和许多同龄人一样，对未来的职业道路并没有清晰的规划。
后来，他接受教师培训，被分配到本迪戈近郊的伊格尔霍克（Eaglehawk），成为一名中学教师。
当时，这个曾经因淘金热繁荣的地区，正面临经济衰退与传统产业转型带来的挑战。教育资源、就业机会、地方社区的发展，成为 John 每天能够接触到的现实问题。
正是在这里，他逐渐对公共事务和政治产生了兴趣。有趣的是，尽管当时他还没有进入政坛，朋友们却已经开始称呼他为“州长”。John 回忆，他至今也说不清朋友们为什么会这样叫他，也许他们看到了他身上的雄心与进取心。
1983年，年仅29岁的 John 当选联邦议员，进入霍克政府，并有机会与鲍勃·霍克、保罗·基廷等政治人物共事。
那是澳大利亚大刀阔斧对外开放的年代。关税下调，国门打开，本迪戈成千上万份纺织、制鞋、汽车零部件、食品加工岗位在十年间陆续消失。
“对外开放是正确的决定，对澳大利亚是如此，对中国也是如此。但推动转型，必须和社区站在一起，陪着民众一起走过来。”
此后，他又相继出任维州财政厅长与第45任州长。
John Brumby出任维多利亚州州长时的新闻资料图。
摄影：Julian Smith／AAP；报道来源：ABC News
从本迪戈近郊的中学教室，到维多利亚州的最高行政职位，年轻时的一句玩笑，最终成了现实。但他并不认为，雄心只是为了追求更高的职位。在他看来，经济发展、稳健财政与公共政策的最终意义，是让政府有能力推动社会改善，让更多人的生活变得更好。
如今的本迪戈，已是教育之城、美食之城，也是热门的旅游目的地。
07
回到原点：
维州金矿申遗，
致敬1.6万个中国淘金梦
今天，John Brumby 仍在关注本迪戈的未来。
在节目中，他谈到自己正积极支持维多利亚州金矿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工作，希望让更多人了解这片土地的淘金历史。维州金矿区已于2025年列入澳大利亚的世界遗产申报预备名单，这段历史的保护与申遗工作仍在继续推进。
而这段历史，与中国有着深厚的渊源。
19世纪中叶，维多利亚州的淘金热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其中也包括大量中国移民。John 特别提到，当年约有1.6万名华人从南澳大利亚州的罗布镇（Robe）登陆，长途跋涉，前往维州各地的金矿区。
本迪戈，正是当年中国淘金者的重要聚居地之一。
约1880—1910年，华人在维多利亚州比奇沃斯附近采金。
图片来源：State Library Victoria。
在那个年代，由于维州殖民政府对从当地港口入境的华人征收特别税费，不少中国淘金者选择先从南澳登陆，再徒步跨越州界，前往维州寻找机会。
这是一段漫长而艰难的旅程。
他们中的许多人怀揣着改善家人命运的愿望，跨越海洋，来到一片完全陌生的土地。这些华人的足迹，也成为维州淘金历史与澳大利亚多元文化发展历程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四十多年前，他曾在这里思考教育、就业和一个地方社区的未来。
四十多年后，他又在这里重新讲述澳大利亚与中国之间更为久远的历史联系。
从19世纪远赴澳洲的中国淘金者，到今天进入澳大利亚市场的中国企业，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机遇，却都在提出同一个问题：如何在这片土地上扎下根，成为当地社会真正的一部分？
这也引出了节目最后的“秦见一问”。“见”，既是相见，也是洞见：如果只能分享一点，您最希望中国企业读懂澳大利亚的什么？
John 没有再谈投资回报、政府审批或商业机会。他的回答是：多元文化。
“澳大利亚人，从来不是单一的盎格鲁-撒克逊群体。希腊裔、意大利裔、华裔、印度裔……正是一代代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共同建起了今天繁荣稳定的澳大利亚。并不是每个国家都能做好这件事，而澳大利亚做到了。”
百余年前，华人为淘金而来；今天，新一代中国企业再次来到这片土地。规则变了，方式变了，有一点始终没有变：真正的扎根，需要时间、信任，与一份融入的诚意。
作者：Kather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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